三笑的市井文化，真的能做到雅俗共赏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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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笑不是一部历史作品，而是具有连续性与多元性，在历史百年间永不完结的文学话本。

三笑故事是最为人所熟悉的中国传统故事之一，“一笑”“唐伯虎点秋香”等都可以被涵盖在这一概念中，具有文人趣味与民间色彩双重特色的“三笑”故事起始于民间传说。

文人参与其间进行整理、加工，逐渐形成带有文学意义的作品，以奇巧可喜、雅俗共赏的故事情节在民间流传开来。

以明代传奇人物唐寅为原型，虚构其恋慕婢女并自愿入府的各种故事版本，统称“三笑”或是“唐伯虎点秋香”。

01三笑的发展

三笑故事从流传到定型有一个较为清晰的发展过程：首先，以小说《桐下听然》《蕉窗杂录》《泾林杂记》《唐解元一笑姻缘》等为故事蓝本，建构起故事雏形。

明清杂剧《花前一笑》《花舫缘》《四艳记》、明清传奇《文星现》等戏曲作品的产生，为文本加入戏剧性。

然后，清代弹词《三笑姻缘》《笑中缘》《三笑新编》的问世，使“唐伯虎点秋香”的情节内容和人物形象趋向完善成熟。

02三笑的文化融合

进入二十世纪后，以“三笑”情节为主的地方戏曲、电影等演出版本皆以其有趣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性格、诙谐的语言风格和轻松的观看体验受到观众的喜爱，成为可供娱乐的民间艺术作品流传至今。

三笑延续着不断世俗化的发展脉络，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它的去经典化更是引人注目。

自流传以来，“三笑”不曾形成从故事情节到思想深度上接近所谓“权威性”的文本，也因此不曾抑制各文化阶层人群的创作热情。

03三笑的变异限制

明代至今，唐伯虎的接受过程一直是个稗史交织的过程，通过上述不同版本的“三笑”故事文本，可以大致了解故事的出现与流传，以及在传播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变异。

然而，变异是有限度的，民间文学一方面在不断变化，一方面又存在着一系列相对稳定的因素，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经千百万民众世代传袭下来，逐渐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传统，这种存在于民间文学作品中的相对稳定特征就叫传承性。

即使故事在撰稿者、讲述者、改编者之间相互流传，在传播过程中也有相对稳定的故事节点。故事节点是指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相对稳定的情节，亦可称为标志性事件。

例如“辛苦寻夫”“哭倒长城”之于《孟姜女》，“屈打成招”“三桩誓愿”之于《窦娥冤》，“偷灵药”“奔月”之于《嫦娥与后羿》。

由于这些标志性事件在故事逻辑中环环相扣，且往往位于故事起因、冲突、结尾或者关键情节点，成为流传在不同地区、不同时代、不同版本的同题故事中约定俗成的保留情节。

三笑主要有这样几个故事节点：另有追舟、绘观音、庙堂相遇等具体故事情节，但因不足以成为标志性事件，并不是每个版本的通用情节。

值得注意的是，“点亲成婚”是明清传奇以后开始流行的情节，说明在标志性事件会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或是消失古往今来的观众都选择接受因果关系清晰、头尾完整的故事。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往往随着时间发展，如滚雪球般逐渐扩大、完整。

04不同元素的影视

三笑文本的传播与影响可以作为经典故事再生产的典型案例，经年累月的大众性文学活动、从文人性到世俗性，再从经典性到后现代性，来自传说又来自历史的唐寅用他那遥远而丰富的形象激励了大量艺术家进行创作。

至今活跃于舞台与现代传媒，生生不息地在现代社会中寻找落脚点。

音乐剧传入中国后，其歌舞演绎故事的形式引起了戏曲工作者的关注，也出现了音乐剧本土化与戏曲现代化的研究热潮。

音乐剧伴随着现代化舞台出现，是一门标新立异、综合运用现代舞台技术的戏剧艺术，流行音乐的运用和景观化的视觉艺术是音乐剧的标志性元素。

而戏曲作为一门传统艺术，以象征性的表演方法和舞台的假定性处理为特征。把著名人物和事件添加到流行的故事之中，是民间文学传播过程中非常常见的现象。

以一笑钟情、屈身为奴为主要情节的故事散见于多种文人作品，唯有以唐伯虎为主的风月趣事最被接受与熟知。

三笑结合了文人的“雅”与市井的“俗”，将文人性与民俗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是一出具有江南特色的文人风情剧。它可以雅致，却不曲高和寡；它专属于市井，却不粗糙拙劣。

古代男性文人的自我表达常常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他们有意避开财富与功名，而以诗画、红颜知己的陪衬来自我标榜为雅士或者文人，以女性与权贵的欣赏来肯定男性文人的魅力。

杜撰唐寅受到红颜知赏，是出自作者对唐寅的同情与憧憬，也是出于自我安慰。

与唐寅相隔百年的冯梦龙，曾先后在笔记小说《古今谭概》《情史类略》《警世通言》中撰写唐伯虎传奇。

同为姑苏才子的冯梦龙对唐伯虎轶事不断地加工完善，塑造了风流才子唐伯虎的经典形象，也使“点秋香”成为家喻户晓的热门题材，在文士与市井两个阶层都产生了创作热情。

05不同角度下的唐伯虎故事

《唐解元一笑姻缘》沿用并丰富了唐寅进府后的一系列奇遇，以始末完整的情节突出了奇巧的情节和唐伯虎的玩世出奇，并在故事中加入引用、改纂的唐寅诗，给虚构的情节和人物增添实感。

至此，传奇小说中的三笑故事已发展为剧情完整、节奏和谐、主次角色形象鲜活的成熟形态。

吴毓昌《三笑新编》共四十八回，在弹词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市井繁华促进了对通俗故事的需求，说唱艺人使三笑故事充实了市井气息，减淡了故事中的文人品味。

民家艺人一改小说的含蓄内敛，将文本内容扩大、通俗化，故事中的人物形象、关键情节、主题主旨都发生了改变。

其主要情节为：唐伯虎在苏州游赏期间，遇无锡华太师的夫人前来进香。华夫人四个贴身侍女，其中秋香姿色最甚，唐伯虎慕之，雇舟跟随华家画舫，期间得秋香三笑，以为留情于己，分外迷恋。

一直追赶到秋香所在的华府，唐伯虎更名康宣，卖身华府作书童，成为华家二位少爷若愚、若拙的伴读。虽多次接近秋香，均因种种原因未得佳人首肯，为娶秋香为妻，唐伯虎找祝枝山前来商议。

华太师为免他被祝枝山招揽，让他挑选府中婢女成家，唐伯虎点选秋香，合卺之夜二人潜返苏州。

华洪山受骗大怒，本欲追究，得祝枝山其中斡旋，又知晓康宣真实身份，此事才得以圆满解决。

弹词《三笑姻缘》与文人创作的小说、戏曲有许多不同，其最大的差别在于：第一点是主题不同。

冯梦龙、卓人月等人所撰唐伯虎轶事，表面上是唐寅逐美猎艳的风情故事，实质为文人以佳丽知赏为自我安慰的映射。

弹词“三笑”则把重点放置于巧妙新奇的情节上。为了吸引观众，说唱艺人们使出浑身解数，制造出形形色色的噱头。

人物情节不同，同样是“风流才子”，市井中流传的“唐伯虎”已与文人墨客笔下的“唐解元”截然不同。

《三笑新编》中，“唐伯虎”被夸张家室：已有八个妻妾，还喜欢秋香、玩弄石榴，在角色处理上有辱斯文。

在“唐伯虎”文人气质下降的同时，“秋香”的人格独立性却上升了。

由文人所撰的小说与明曲作品，用语典雅，斟词酌句，富有雅士情趣。

弹词《三笑》的受众则是文人、商人、甚至目不识丁的普通大众，语言浅俗易懂，“三笑”的载体转移到弹词上后，在说唱艺人不断丰富充实下，扩展成三十万字以上的文本。

除了在篇幅上大大增加，更是加入了不少喜剧性格的人物，插科打诨、滑稽逗趣等喜剧性元素遍地开花，语言艺术充分展示地方民风，加强和丰富了通俗明快的喜剧风格。

至此，“三笑”的主题从文人自赏转移为才子追欢猎艳的浪漫轶事。文本开始失去了精雅、委婉的格调，却以浅俗与张扬的风格大大增强了故事的青春浪漫色彩。

历史上的唐伯虎，科考遭难，妻离子散；所作之诗，买醉拥花、逍遥玩世；所画仕女图，佻达色情、情怀未竟。

06雅俗共赏的艺术

是文学史上的“吴中四才子”，画史上的“明四家”。他行径放荡不羁，作画却用笔工细，不见一丝潦草与随意。

正是看似超脱，身后落寞，表面的放诞与内心的痛苦形成强烈的反差，玩世不恭的背后仍然是孤介落寞的灵魂。

唐伯虎的形象是源自自抒胸臆的诗词。唐寅诗词中，有清醒道德认识，“凡人有生必有死。死见阎公面不惭，才是堂堂好男子”；或口无遮拦地高歌纵酒狎妓与及时行乐：“夜雨巫山不尽欢”、“人生不向花前醉”。

晚年又有诸如《百忍歌》《焚香默坐歌》的佛系超脱。唐寅以率性而为的抒情手法和可亲易懂的语言形式，特立独行于复古思潮盛行的明代文学领域，其价值直到晚明陆王心学流行时，才被普遍认识和接受。

明代文学反复古运动主将袁宏道推崇并点评唐寅诗文，他在《唐刻全集》序中写道：“大都子畏诗文，不足以尽子畏，而可以见子畏。”可见唐寅诗词对其自塑形象的影响。

另外，唐伯虎自号“普救寺婚姻案主”，普救寺正是《西厢记》中崔莺莺与张生缔结良缘之地。唐伯虎的逍遥玩世引起了同时代文人的共鸣，尤其是和他有着相似遭遇的文人，更是寄情于唐伯虎其人。

在冯梦龙的影响下，唐伯虎其人与其轶事在民间有了流行度，对着民间品味有着特殊嗅觉的街头艺人，更是发觉了“点秋香”故事中有着可以挖掘的强烈民间品味。

为了让自己的故事版本流行于市井，艺人们筛除了文人小说中的格调，涂抹上市井色彩，一出出才子猎艳的故事就这样在大街小巷中流传开来。

三笑在流传和发展中逐渐成为中国传统剧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文人案头之作与民间相传的弹词，在时移世易的加工中慢慢形成各地方戏的传统剧目。

这一过程最终促成了众所周知的三笑这一故事的形成，我们不应过分强调文人创作与市井创作的区别。让两种品味互动，交织出亦俗亦雅的故事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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